野岛刚:在台湾搭的士常觉得很受伤,直到遇见一个唱演歌的运将
2021-12-22
编按:
本文作者为资深媒体人、作家,大东文化大学特聘教授野岛刚,擅长采访报导两岸三地华人圈的政治、外交、文化等多面向议题,他从社会脉络、文化层面深入剖析,带大家从日本思维看台湾,也由台湾视角理解日本。(本文摘自《看见不一样的日本》一书,以下为摘文。)

在台湾搭的士,对我来说是个压力。

因为搭车的时候,司机常问我“你是日本人吗?”,我对自己的中文沟通能力稍有自信,而且在中国、香港、东南亚讲中文,最近也已经不太会被识破我是日本人的身分。

我在中国的时候常说“我是香港人”或是“我从台湾来”。因为只要一说我是日本人,对方就会说起日本该为战争负起责任的话题,以及日本首相安倍的坏话。我说我不是日本人,中国人几乎都会相信。

我知道,我的中文发音没有特别“标准”,但对于北京、上海人来说,他们常听四川、山东人说中文,反而更难懂,所以整体来说,我的中文还算比较好理解吧。

至于东南亚的华人,很难想像日本人会说中文,所以就更容易相信我的话,因为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,日本人就是英文很差。

但是,台湾人太了解日本人了,的士司机马上就会对我说“你的中文好像日本人”。我一听到这话,怎么想都觉得很受伤,所以以前只要有台湾司机问我“你是日本人吗?”,我就会心想“又来了”,然后不悦地以不友善的态度回他:“我是日本人没错,有什么问题吗?”

去年12月上旬,我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后搭上的士。果然,司机就问我“你是日本人吗?”,但这次,他看起来跟以往的司机不太一样。

这位50多岁的的士司机说:“ 如果你是日本人, 我想请教你一件事。”接著,他说:“帮我听一下这首歌。”他打开手机,播放音乐,那是日本重量级演歌歌手北岛三郎的曲子。歌放到一半,司机以认真的表情说:

“从这里开始,仔细听喔。”

唱到“鹤先生、龟先生”的地方,司机问我说:“这句怎么发音?”我回答他:“ 是乌龟,乌龟先生。”他就欣喜地说:“ 乌龟(日语读音kame)吗?我还以为是神(kami),原来如此。”

十多年前,他迷上演歌,就开始把歌词写在纸上,一一背下来。他把那张纸拿给我看,上面满满的都是手写的歌词。

“我们的士司机有很多空闲时间。大家不是看电视,就是嚼槟榔,我是学演歌来打发时间,回到家也会唱卡拉OK,很开心。”他说。

我听到司机这样说,实在太开心,想都没想就立刻低头感谢他说:“谢谢你喜欢日本文化。”接著,我问他:“为什么这么喜欢日本演歌?”

他解释:“因为日本演歌跟台语歌很像,台语歌几乎是复制日本演歌而来,曲调都很熟悉。我查了一下歌词的意思,内容也几乎都能引起台湾人共鸣。”

其实,会听日本演歌的台湾的士司机很多。在台湾的寺庙里,也常看到许多太太一早就开始唱日本演歌。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日本演歌,这是一个谜,但我想这应该跟战后日本文化的限制有关。

战后的台湾,是不准听日本歌的,但那样的曲调和风格,仍保留在台语歌谣之中。只是,在公开场合唱台语歌也没有好处。我想我们可以说,直到解严后,台湾人可以唱自己喜欢的台语歌、日本歌谣,也形同于言论自由、表达自由的体现方式。

其实,日本演歌也是从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中衍生出来的。据说,演歌始于明治时代的民权运动,日本民主人士将批判政府的想法寄托在音乐之中,以日本风格的传统音阶,搭配西式节奏的歌曲,创造出折衷的混搭曲风。

演歌也在战后的快速经济成长期复活。当时,日本人把过去美好时代已逝的叹息,寄托在歌手们的演歌上。包括石川小百合、八代亚纪、北岛三郎、五木宏等,许多明星歌手在此时诞生,不知不觉地创造出“唱出日本心声的传统文化”,但当时距离日本人认真开始唱出演歌也不过才50年的时间。

(图为石川小百合)

在日本,演歌是60到70年代间成长的世代在唱。像我这样在80年代成长的世代,对演歌是不讨厌,但更喜欢中岛美雪、佐田雅史这样的歌手兼创作者,他们的歌在台湾也很流行。

我在大稻埕散步的时候,曾听到河边的庙里传出卡拉OK的歌声。仔细一听,发现是夏川里美的“泪光闪闪”。对于我的世代来说,夏川里美很亲切。说到这,夏川里美每年都会在台湾办演唱会,细川贵志也在2019年年底到台湾办过晚宴秀。对于日本歌手来说,台湾是个重要市场吧。

说起日本人会唱的台湾歌手的歌曲,大概就是邓丽君了吧。我希望日本人也愈来愈熟悉不一样的台湾歌曲,盛大举办台日歌谣交流活动。

台湾也有许多很棒的歌手,台湾的中文歌水平,我认为,在华语圈相对来说非常优秀的。

其实,我很喜欢去卡拉OK唱台湾的歌。尤其是张惠妹的歌,我很有自信可以唱得不错。有时候,日本朋友带我到林森北路,台湾朋友们听了都觉得感动。

若是我在台湾的星光大道之类的综艺节目演唱,就会从作家变身为歌手也说不定。如此一来,我更要为了促进台日歌谣交流,奋不顾身地来努力了。